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听“风”的哨兵

——老红军胡正先之女胡延华回忆父亲
胡延华口述 汤伟整理

皖西日报 新闻    时间:2026年09月17日    来源:皖西日报

  人物小传:胡正先,1918年9月出生于安徽六安,1930年12月参加红军,亲历长征,1938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曾任军委某部中南局办公室主任、总参某部局长、参谋长、副部长、顾问,参加了辽沈战役、平津战役、解放海南岛等著名战役战斗,先后被授予三级八一勋章、三级独立自由勋章、二级解放勋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。
  
  在红军队伍里,有这样一群人,用耳朵听“天外之音”,以忠诚辨“秋毫之末”,被毛主席亲切地称为“长征路上的‘灯笼’”。
  从不识字的小战士,成长为红军队伍中的一名通信工作者,我的父亲胡正先,就是这样一位红色“听风者”。
  2026年1月19日凌晨,108岁的父亲在家乡安徽六安安详离世。在这之后的日子里,我的耳边仿佛总回响着滴滴答答的声音。那是父亲一生最熟悉的声音,也是他留给我最深的记忆。
  (一)
  父亲生命中最后的几年时光,从北京回到六安独山镇的老家安度晚年。家门口那条蜿蜒的林荫小路,他几乎每天都要走一走。
  记得有一次我陪父亲散步时,他忽然停下脚步,操着一口改不掉的六安方言,吟诵起贺知章的诗:“少小离家老大回,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儿童相见不相识,笑问客从何处来。”随后,他拄着拐杖站在那里,望向路的尽头说:“当年,我就是从这条路走出去的。”
  那时父亲已年过百岁,但他仍清晰记得10岁那年,爷爷沿着这条小路送他去邻村给一户人家放牛时,满脸愁容地对他说:“咱家三代篾匠,混不上一口饱饭,你要另寻一条活路啊!”
  1930年,父亲12岁。在独山苏维埃保卫局特务连的院子里,还没有一杆步枪高的父亲找到连长,提出参加红军的请求。连长欣然应允,可父亲仍怕连长反悔,又同他拉了钩。“红军就是我的家,我就跟着红军走。”那时父亲年纪虽小,但红军对老百姓的爱护、老百姓对红军的向往使他确信:跟着红军走,就能寻到“活路”。
  然而,父亲接下来的从军路,走得并不顺利。有好几次,他“差点掉队,又坚持跟上了队伍”。
  其中一次发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“围剿”中。为加快行军速度,部队转移时组织人员就地疏散,年纪较小的父亲被安排回家。父亲不吭声,闷着头跟在队伍后面,部队走多远,他就走多远,最终重新回到了队伍中。
  后来,父亲在红军医院当护理员。在部队马上要翻越巴山进四川的时候,他的双脚被开水烫伤。考虑路途遥远,部队决定暂时将他留在老乡家。那天天空下着雪,想到参军以来的经历,想到患难与共的战友,父亲心里愈发难过。第二天一早,他就拄着棍子,一瘸一拐追赶队伍。脚上的纱布被雪水浸湿,伤口钻心地疼。可父亲顾不上这些,他坚持着往前走,辗转多日,终于在山坳里听到熟悉的军号声。
  “认定了的路,再苦再难也要坚持走下去。”晚年回忆这段经历时,父亲这样说。
  (二)
  这是令父亲终生难忘的一幕。
  1932年的一天清晨,部队正在一座小镇休息,敌人突然来袭。紧要关头,父亲看到两个同志拉着一个同志跑,被拉的同志先是从口袋里掏出银元往外丢,随后又掏出一个本子,一边撕一边往嘴里塞。
  父亲当时觉得很奇怪,后来别人告诉他,那名同志叫蔡威,是电台上的老同志。他丢掉银元是为了吸引敌人去捡,他一口一口吞下去的是电台密码本,为了防止落到敌人手中。
  作为我军技侦工作的先驱,蔡威的形象从此深深印在父亲的脑海里。只是那时的父亲没想到,从小没读过一天书的他,有一天会和电台结缘。
  当时,红军对电台工作十分重视,战斗在情报战线的“听风者”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基础,父亲显然不满足这一条件。他能够被选进这支队伍,主要是因为上级看中了他刻苦学习的劲头。在艰难困苦的行军路上,父亲盯着前面战友背后的识字板,一个字一个字地背记。上级来选人时,他拿起笔,吭哧吭哧写了大概三四百字,才得以进入无线电培训班学习。不过,因为文化底子薄,父亲在培训班比别人多学了一期。
  身为通信工作者,父亲和战友们虽然不冲锋在最前线,却充当着部队的“眼睛”和“耳朵”。他们手中的一字一码,关乎着指挥决策,连着千军万马。
  父亲曾回忆,当年其他战友背着枪行军,而他随身携带的,是几节用竹筒装着的干电池。干电池没电了,他们就自己想办法,把干电池的锌皮剥下来泡在盐水中,利用化学反应让干电池恢复部分电能。
  这些干电池有多重要?父亲讲过一个故事。有一次,部队夜晚行军时突遭敌人袭击,父亲不慎摔进三四米深的沟中,干电池不见了踪影。父亲心急如焚,赶忙摸黑寻找,摸到了摔下去的牲口、粮食甚至金条,但这些他都不要。父亲说,没有干电池,电台发挥不了作用,部队就成了“盲人走夜路”——“干电池是我的武器,是我的生命,我一定得摸到它”。
  就这样,在那条看不见的战线上,父亲和战友们日夜守护着电台,用心破译截获的情报,如同听“风”的哨兵。父亲说过,那时候,他们把敌人的波长、发报时间、发报手法等都掌握得清清楚楚。哪怕敌人换了波长,他光听发报的“手迹”,就能知道对面是哪个报务员。
  解放天津前夕,父亲值班时截获的一条情报,让他瞬间绷紧了神经——“共军司令部驻在杨柳青,房顶上放了一块镜子,明天一早去轰炸。”上报,转移,当夜完成。第二天,敌机果然来了,杨柳青一片火海,而我们前指机关无一伤亡。
  讲述这些往事时,父亲语气里带着一点小小的得意。从风雨如磐的长征路,到摧枯拉朽的解放战场,父亲的责任、使命与荣耀,都在那一声声嘀嗒中。
  (三)
  阳光洒满小院,父亲坐在椅子上,娓娓讲述着长征故事。一群“红领巾”簇拥着他,聚精会神地聆听。
  这是父亲晚年生活中常见的一幕。这些年来,他一直关心着下一代的教育,特别热心于红色基因的赓续传承。
  10年前,在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,父亲应邀走上央视《开学第一课》的讲台,给全国的孩子讲行军途中如何赤脚走过遍布“三棱刺”的路,讲自己一生的榜样蔡威,讲长征路上怎样靠土办法维持电台运转。我在台下看着父亲,98岁的他全程站立宣讲,眼睛里全是光。
  6年前,一位上海的历史老师到家中拜访,父亲与她交谈许久。他告诉那位老师长征时期的红军军旗是什么式样,告诉她用粳米稻草和糯米稻草编织出的草鞋穿在脚上行军的区别,希望她能讲给她的学生听。
  2年前的5月31日,六安市裕安区石板冲乡第二小学的孩子们来看望父亲,以此来庆祝“六一”。孩子们载歌载舞向父亲表达敬意,父亲高兴地把他们拉到身边,与他们合影,给他们讲“听风”的故事,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,长大后报效祖国,建设家乡。
  如今回想父亲坐在院子里读书看报、为宣讲精心准备的身影,回想他讲战斗故事时抑扬顿挫的声调,回想他摩挲老电台照片时专注的眼神,我心里总会泛起一股暖流。
  我知道,父亲之所以在期颐之年仍不遗余力讲述长征故事,背后饱含着他对党、国家和人民赤诚的爱。我一直记得,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群众游行时,父亲作为唯一一名身着红军服装的老兵,在礼宾车上朝天安门庄严敬礼,眼含热泪。父亲说,看到党领导人民把国家建设得这么好,他和战友们当年的苦没白吃,血没白流。
  父亲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日子,大多是在昏睡中度过的。2025年12月25日下午,有人到医院看望他时,他忽然睁开眼睛。父亲已很久没那样清醒过。令大家都没想到的是,当病房里一台仪器反复发出滴滴的声音时,他的手指竟随着声音一下下地敲动。
  那一刻我意识到,在生命的尽头,父亲念念不忘的仍是那段听“风”岁月。不然,当时身体已十分衰弱的父亲听到滴滴声,不会是那样的反应。
  如今父亲走了。但他生前写给前来看望他的新时代官兵们的一句话,永远留了下来——“听党话、跟党走,为国为民奋斗一生”。
  9月11日,六安市舒城县人武部组织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开展“跨越时空对话,坚定从军信念”教育活动。通过AI技术,预定新兵与屏幕上虚拟的父亲对话。大家齐声告诉父亲:“请老前辈放心,我们一定赓续红色血脉,苦练杀敌本领……”
  我知道,那正是父亲所期望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