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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民族工作的实践及其现实启示
胡道俊 余静
皖西日报
作者：
新闻 时间:2026年10月01日 来源:皖西日报
长征时期，红四方面军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，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为指导，从当地实际出发，制定了一系列民族政策。这些政策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信任，也为部队通过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。今天来看，这段历史对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仍具借鉴意义。
一、红四方面军民族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与现实动因
1.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共早期民族纲领的演进
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，党同少数民族的直接接触很少。革命深入后，党对少数民族问题的认识逐步深化。
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，是中国共产党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遵循；不过，理论要同中国国情结合起来，并非易事。1935年8月的毛儿盖会议明确提出，在川康藏区实行民族平等和团结。这次会议从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实际出发，没有照搬苏联模式，而是试图建立一套适合国情的民族治理方式。
西征途中，红四方面军已着手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。部分政策还留有“民族自决”的痕迹，不过，其基本取向已转向尊重差异、寻求共识。红军对当地历史沿革、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作了深入调查，也由此逐步形成了一套消除隔阂、争取民心的政策体系。
2.川陕甘地区复杂的民族社会结构与宗教生态
川陕甘地区藏、回、羌等民族杂居。受封建统治和反动势力离间，各族之间隔阂甚深，红四方面军初入该地即遭遇信任危机。当地社会多由土司、头人等传统权威主导，普通民众对其依附较强。红军欲顺利通过该地区，就必须理解这一新的社会网络。
涉藏地区长期政教合一，寺庙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功能于一身，喇嘛阶层地位很高；回族聚居区则以清真寺为社会运转核心。红四方面军在实践中意识到，宗教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问题，这一判断颇为关键。针对涉藏地区特点，红军首次较完整地提出党在涉藏地区的宗教政策，试图以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缓和敌意，把潜在的对立力量转化为革命的同盟。
3.军事战略需求对民族政策制定的制约与推动
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处理民族问题，有理论的指导，但更多是基于现实的考量。翻雪山、过草地，补给跟不上，兵力又不断消耗。军事上的紧迫，已不允许红军再沿用那种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策略，必须转向尊重差异、寻求共识的柔性治理。
由作战需求逼出的政策，促使红军摸索出与当地风俗相适应的沟通方式，如保护寺庙财产、尊重宗教仪式。这些做法缓解了军民对立，后勤保障和向导服务也由此得到保证，部队战斗力随之提高。
这段历史表明，民族政策要落地，就必须回应现实需要，才能争取到群众基础。
二、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的具体民族政策举措
1.建立民族政权与培养少数民族干部
长征途中，红四方面军对政治团结格外重视。川康藏区的社会格局颇为复杂，红军并未简单诉诸军事控制，而是尝试建立民族政权，使少数民族群众得以参与地区事务管理。
红四方面军高度重视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。红军清楚，光靠外来干部做工作，政策很难落地。长征行军途中，红军有意识地吸纳少数民族中的进步人士加入革命队伍，又通过短期训练班等形式，向少数民族积极分子传授政治知识和军事技能。这批干部熟悉本民族的实际情况，又受革命思想熏陶，做沟通工作时自然比外人顺畅。过去那些民族隔阂，也在日常接触中慢慢淡了下去。
红四方面军在民族政权建设和干部培养方面所作的探索，后来在全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时得到推广。
2.公平贸易、减轻负担与救济贫困
长征途中，红四方面军的给养只能在沿途就地筹措。面对少数民族群众的不信任，红军立下一条经济铁律：买卖公平，善待百姓，接济穷人。
红军在采购物资时严格执行买卖公平的原则。进入藏区、回区后，他们购买物资按市价付款；实在找不到买家，便留下借条。这种经济上的尊重赢得了群众的信任，也打破了当地民众对红军的刻板印象，为部队后勤供给提供了保障。
红军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，重视减轻群众经济负担。当地民众长期受土司、头人剥削，红军宣布废除苛捐杂税。部队过境时，严禁士兵随意进百姓家中借宿；对帮助运输物资的群众，则给予报酬。这种轻徭薄赋的做法，使底层民众感受到红军是人民的军队。
红四方面军沿途还救济贫苦百姓。部队自身补给已经紧张，仍挤出粮食和药品，分给老弱妇孺和受灾群众。途经疾病多发地区时，军医也会主动给百姓看病，免费发药。这些做法把红军的政治主张变成了百姓能切身感受到的实惠，也为顺利通过民族地区打下了社会基础。
3.保护宗教信仰自由与维护风俗习惯
红四方面军明白，在川康藏区，宗教与民俗问题若处理不当，政治主张便难以落地。
考虑到涉藏地区政教合一的特点，红军当时立下规矩：寺庙财产须保护，宗教仪式须尊重。这种不干涉姿态，使不少藏族群众逐渐放下敌意，红军也慢慢被看作仁义之师。就此而言，党的民族宗教工作已开始兼顾情感共鸣。
在回族聚居区，红军也定下严格纪律，以尊重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。部队还专门颁布《回族地区守则》，不许在回民家中吃猪肉，也不得擅自使用回民餐具。这些规定，针对的正是旧时汉族军队漠视少数民族禁忌的做法，也因此在回族群众中赢得了好感。
红军当时还借助标语、歌谣等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，把民族平等理念送到田间地头。旺苍一带留存下来的石刻标语就是一个例证：它们既体现出红军尊重少数民族、反对民族压迫的立场，也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朴素的方式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认知。
三、红四方面军民族政策的实施效果与历史局限
1.构建军民鱼水情与获取后勤支援
进入川康藏区后，红四方面军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推行的民族政策，实际效果明显。
严格执行尊重风俗、保护宗教的政策，红军在这一带逐步站稳了脚跟，也同当地民众建立起深厚的军民关系。藏族同胞称红军为“仁义之师”，主动帮忙带路、翻译、传递消息；回族群众也积极配合，帮着筹集粮食物资。红军推行公平贸易、开展经济互助，部队后勤补给因此明显改善。守信的做法改变了人们对旧军队掠夺民财的固有印象，红军也由此赢得商贾与百姓的信任。红军还开展医疗救济，免费为民众治病送药，军民关系更加亲近。这些举措促进了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，军爱民、民拥军的良好局面逐步形成。
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，为后来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积累了宝贵经验。
2.执行偏差、“左”倾错误及其纠正过程
在共产国际指示和党内“左”倾路线的影响下，红军初入川康藏区时照搬苏联经验，提出了“民族自决”乃至“联邦制”一类激进口号。部分基层指挥员在执行中，对当地土司、头人制度的复杂性未作充分考虑，甚至把争取上层与依靠群众对立起来。
当时，少数民族干部储备不足，部队对当地风俗的了解也有限，一些单位在宣传动员中便直接照搬了汉族地区的土地革命做法。减租减息等经济政策在执行时，分寸有时把握得不够好，会触及部分中间势力的利益，由此给行军增添了额外阻力。
在毛儿盖会议等一系列重要会议之后，红四方面军通过调查研究，逐渐形成了尊重差异、包容多样的原则。经过这样的调整，一度受损的军民关系得到修复。就此而言，实践中的持续纠偏，才是推动各民族大团结的真正前提。
四、长征时期红四方面军民族政策的现代价值转化
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经过少数民族聚居区，其间形成的民族政策，为新时代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。
尊重差异、包容多样，是维系民族感情的基础。当年红四方面军能赢得群众信任，关键并不在于口号有多响亮，而在于切实保障宗教信仰自由、尊重当地风俗习惯，逐步化解历史上积下的民族隔阂。发展，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总钥匙，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。红军时期推行公平贸易、经济互助，正体现了对民众切身利益的关切。
红四方面军在民族政策实践中的探索，使平等、尊重、团结的理念在具体工作中得到落实。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每一步都离不开各民族的共同奋斗。以史为鉴，从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的民族工作实践中汲取经验，把新时代民族工作做得更实，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。
作者系安徽金寨干部学院讲师。
本文在安徽省大别山革命历史研究会主办的“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学术征文”中获一等奖（本报有精减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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